在《使西纪程》中，郭嵩焘据其所见所闻，而申言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；指出西洋富国强盛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（政治制度）；而因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，故国运长久。这些言论，如前所述，是一般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。同时，因为这些言论有其现实的依据，所以也彻底打破了所谓天朝帝国尽善尽美的欺人之谈，更让愚昧的士大夫们切齿，遂断定 郭嵩焘“有二心于英国”。其实，郭嵩焘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，只不过是希望中国能以西洋为鉴而改变积贫积弱、任人宰割的局 面。然而，郭嵩焘的真活却确实多触忌讳。
其一，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，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。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““巴力门”（按：Parliament，国会）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，设“买阿尔’（按：Mayor，民选市长）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”，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，因此西洋称中国为“哈甫色维来意斯得”（按：half-Civilized，半开化的），而西洋人视中国，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。认为中国的政教（政治制度、文化思想等）优于西洋（夷狄）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，而郭满焘却如是说，怎能不让人怀疑他“有二心于英国”，而居心叵测呢？
其二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。郭氏在听禧在明（Walter Caine Hillier）谈到英人在澳洲、印度开发的情形后，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。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，说的就更明白：“非民主之国，则势有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国长久，君主兼主国政故也。”国人所谓明君贤相，其实是靠不住的，国家要强盛，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。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；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，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。
其三，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，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，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，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，强兵富国之术，尚学求艺之方。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，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。但郭嵩焘却说：“茫茫四海，含识之人民，此心此理，所以上契天心者，岂有异哉？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，余皆夷狄也，吾所弗敢知矣！”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，而且西洋技术发达，“七万里一瞬而至”，所以想隔也隔不住，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。
其四，西洋人才辈出，实赖其教育。郭嵩焘一到香港，便“周历学堂数处”，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、博物馆，图书馆，这位在中国早有“学问文章，世之凤麟”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、不通外文，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，多培养一些“不为虚文”的人才。但中国虽将“师”看成是仅在天、地、君、亲之下的人物，却既不重“师”，而教育更是专以“时文（按：
八股文）小楷”为务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赶不上西洋，连东洋倭人都不如。
其五，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，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。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，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，地之义，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。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，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，或谓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郭嵩焘 出使英伦，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，而又敢倡种种异论，《使西纪程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。《使西纪程》毁板之后，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，历数郭氏“三大罪”，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，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、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。“贤明”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，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。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，只得奏请销差，时为1878年5月6日，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。1879年1月31日，郭嵩焘离伦敦回国。
回国之后，郭嵩焘即称病乞休，返归故里。抵长沙时，据其当天日记，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，而士绅们张贴布告，说他勾通洋人。然而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，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、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，谈论洋务，他坚信：“虽使尧舜生于今日，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，不能一日缓也。“然而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，也没有人愿意听的，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。在“白头萧索倚闲阶”的凄凉晚景中，他吟道：“流传百代千龄后，定识人间 有此人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，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“生年不及汉明章”了吧。
-- 陆玉林 1993年11月
#书摘
其一，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，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。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““巴力门”（按：Parliament，国会）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，设“买阿尔’（按：Mayor，民选市长）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”，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，因此西洋称中国为“哈甫色维来意斯得”（按：half-Civilized，半开化的），而西洋人视中国，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。认为中国的政教（政治制度、文化思想等）优于西洋（夷狄）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，而郭满焘却如是说，怎能不让人怀疑他“有二心于英国”，而居心叵测呢？
其二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。郭氏在听禧在明（Walter Caine Hillier）谈到英人在澳洲、印度开发的情形后，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。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，说的就更明白：“非民主之国，则势有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国长久，君主兼主国政故也。”国人所谓明君贤相，其实是靠不住的，国家要强盛，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。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；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，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。
其三，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，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，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，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，强兵富国之术，尚学求艺之方。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，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。但郭嵩焘却说：“茫茫四海，含识之人民，此心此理，所以上契天心者，岂有异哉？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，余皆夷狄也，吾所弗敢知矣！”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，而且西洋技术发达，“七万里一瞬而至”，所以想隔也隔不住，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。
其四，西洋人才辈出，实赖其教育。郭嵩焘一到香港，便“周历学堂数处”，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、博物馆，图书馆，这位在中国早有“学问文章，世之凤麟”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、不通外文，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，多培养一些“不为虚文”的人才。但中国虽将“师”看成是仅在天、地、君、亲之下的人物，却既不重“师”，而教育更是专以“时文（按：
八股文）小楷”为务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赶不上西洋，连东洋倭人都不如。
其五，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，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。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，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，地之义，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。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，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，或谓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郭嵩焘 出使英伦，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，而又敢倡种种异论，《使西纪程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。《使西纪程》毁板之后，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，历数郭氏“三大罪”，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，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、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。“贤明”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，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。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，只得奏请销差，时为1878年5月6日，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。1879年1月31日，郭嵩焘离伦敦回国。
回国之后，郭嵩焘即称病乞休，返归故里。抵长沙时，据其当天日记，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，而士绅们张贴布告，说他勾通洋人。然而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，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、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，谈论洋务，他坚信：“虽使尧舜生于今日，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，不能一日缓也。“然而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，也没有人愿意听的，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。在“白头萧索倚闲阶”的凄凉晚景中，他吟道：“流传百代千龄后，定识人间 有此人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，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“生年不及汉明章”了吧。
-- 陆玉林 1993年11月
#书摘
在《使西纪程》中，郭嵩焘据其所见所闻，而申言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；指出西洋富国强盛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（政治制度）；而因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，故国运长久。这些言论，如前所述，是一般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。同时，因为这些言论有其现实的依据，所以也彻底打破了所谓天朝帝国尽善尽美的欺人之谈，更让愚昧的士大夫们切齿，遂断定 郭嵩焘“有二心于英国”。其实，郭嵩焘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，只不过是希望中国能以西洋为鉴而改变积贫积弱、任人宰割的局 面。然而，郭嵩焘的真活却确实多触忌讳。
其一，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，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。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““巴力门”（按：Parliament，国会）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，设“买阿尔’（按：Mayor，民选市长）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”，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，因此西洋称中国为“哈甫色维来意斯得”（按：half-Civilized，半开化的），而西洋人视中国，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。认为中国的政教（政治制度、文化思想等）优于西洋（夷狄）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，而郭满焘却如是说，怎能不让人怀疑他“有二心于英国”，而居心叵测呢？
其二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。郭氏在听禧在明（W•Hillcer）谈到英人在澳洲、印度开发的情形后，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。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，说的就更明白：“非民主之国，则势有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国长久，君主兼主国政故也。”国人所谓明君贤相，其实是靠不住的，国家要强盛，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。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；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，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。
其三，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，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，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，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，强兵富国之术，尚学求艺之方。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，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。但郭嵩焘却说：“茫茫四海，含识之人民，此心此理，所以上契天心者，岂有异哉？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，余皆夷狄也，吾所弗敢知矣！”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，而且西洋技术发达，“七万里一瞬而至”，所以想隔也隔不住，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。
其四，西洋人才辈出，实赖其教育。郭嵩焘一到香港，便“周历学堂数处”，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、博物馆，图书馆，这位在中国早有“学问文章，世之凤麟”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、不通外文，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，多培养一些“不为虚文”的人才。但中国虽将“师”看成是仅在天、地、君、亲之下的人物，却既不重“师”，而教育更是专以“时文（按：
八股文）小楷”为务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赶不上西洋，连东洋倭人都不如。
其五，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，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。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，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，地之义，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。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，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，或谓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郭嵩焘 出使英伦，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，而又敢倡种种异论，《使西纪程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。《使西纪程》毁板之后，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，历数郭氏“三大罪”，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，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、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。“贤明”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，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。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，只得奏请销差，时为1878年5月6日，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。1879年1月31日，郭嵩焘离伦敦回国。
回国之后，郭嵩焘即称病乞休，返归故里。抵长沙时，据其当天日记，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，而士绅们张贴布告，说他勾通洋人。然而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，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、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，谈论洋务，他坚信：“虽使尧舜生于今日，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，不能一日缓也。“然而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，也没有人愿意听的，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。在“白头萧索倚闲阶”的凄凉晚景中，他吟道：“流传百代千龄后，定识人间 有此人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，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“生年不及汉明章”了吧。
-- 陆玉林 1993年11月
#书摘
其一，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，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。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““巴力门”（按：Parliament，国会）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，设“买阿尔’（按：Mayor，民选市长）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”，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，因此西洋称中国为“哈甫色维来意斯得”（按：half-Civilized，半开化的），而西洋人视中国，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。认为中国的政教（政治制度、文化思想等）优于西洋（夷狄）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，而郭满焘却如是说，怎能不让人怀疑他“有二心于英国”，而居心叵测呢？
其二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。郭氏在听禧在明（W•Hillcer）谈到英人在澳洲、印度开发的情形后，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。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，说的就更明白：“非民主之国，则势有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国长久，君主兼主国政故也。”国人所谓明君贤相，其实是靠不住的，国家要强盛，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。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；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，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。
其三，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，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，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，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，强兵富国之术，尚学求艺之方。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，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。但郭嵩焘却说：“茫茫四海，含识之人民，此心此理，所以上契天心者，岂有异哉？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，余皆夷狄也，吾所弗敢知矣！”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，而且西洋技术发达，“七万里一瞬而至”，所以想隔也隔不住，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。
其四，西洋人才辈出，实赖其教育。郭嵩焘一到香港，便“周历学堂数处”，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、博物馆，图书馆，这位在中国早有“学问文章，世之凤麟”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、不通外文，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，多培养一些“不为虚文”的人才。但中国虽将“师”看成是仅在天、地、君、亲之下的人物，却既不重“师”，而教育更是专以“时文（按：
八股文）小楷”为务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赶不上西洋，连东洋倭人都不如。
其五，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，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。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，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，地之义，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。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，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，或谓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郭嵩焘 出使英伦，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，而又敢倡种种异论，《使西纪程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。《使西纪程》毁板之后，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，历数郭氏“三大罪”，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，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、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。“贤明”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，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。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，只得奏请销差，时为1878年5月6日，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。1879年1月31日，郭嵩焘离伦敦回国。
回国之后，郭嵩焘即称病乞休，返归故里。抵长沙时，据其当天日记，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，而士绅们张贴布告，说他勾通洋人。然而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，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、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，谈论洋务，他坚信：“虽使尧舜生于今日，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，不能一日缓也。“然而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，也没有人愿意听的，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。在“白头萧索倚闲阶”的凄凉晚景中，他吟道：“流传百代千龄后，定识人间 有此人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，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“生年不及汉明章”了吧。
-- 陆玉林 1993年11月
#书摘
## 历史学家揭开不平等条约的另一个真实面孔
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《中英条约》，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，次年的《虎门条约》才规定细则。我们知道，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。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：第一，赔款二千一百万两。第二，割香港。第三，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为通商口岸。第四，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，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，是即所谓协定关税。第五，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，是即所谓治外法权。第六，中、英官吏平等往来。
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，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，现在有五口通商，外人可以横行天下，防不胜防，直到前清末年，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。五口之中，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，上海则是中、英双方所不重视的，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，也应该反对的，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。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，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。时人反对割地，不是反对割香港。
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，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。治外法权，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，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，他们想那是最方便、最省事的办法。至于协定关税，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。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，那就可以省除争执。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、耆英、黄恩彤诸人，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，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，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、一劳永逸的办法？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，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。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，所以他们洋洋得意，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，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，遗害不少。总而言之，道光年间的中国人，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，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，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。
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，实因为万不得已，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，我们又怎样对付呢？在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国内分为两派：剿夷派和抚夷派。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，后者以琦善为领袖。战争失败以后，抚夷派当然得势了。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，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。中、英订了条约以后，美、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，要求与我国订约。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、法国又打仗，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、法的人平等的待遇。他们说，倘若中国不给，美、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，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。这样做下去，美、法的人既靠英国人，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，来对付我们；假使中国给美、法通商权利，那美国、法国必将感激中国，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、法来对付英国。并且伊里布、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，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，让美、法分去一部分，与中国并无妨碍，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？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，早已声明他欢迎别国平等竞争，所以美国、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。
不平等条约的根源，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，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。
#书摘
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《中英条约》，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，次年的《虎门条约》才规定细则。我们知道，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。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：第一，赔款二千一百万两。第二，割香港。第三，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为通商口岸。第四，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，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，是即所谓协定关税。第五，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，是即所谓治外法权。第六，中、英官吏平等往来。
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，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，现在有五口通商，外人可以横行天下，防不胜防，直到前清末年，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。五口之中，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，上海则是中、英双方所不重视的，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，也应该反对的，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。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，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。时人反对割地，不是反对割香港。
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，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。治外法权，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，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，他们想那是最方便、最省事的办法。至于协定关税，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。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，那就可以省除争执。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、耆英、黄恩彤诸人，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，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，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、一劳永逸的办法？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，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。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，所以他们洋洋得意，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，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，遗害不少。总而言之，道光年间的中国人，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，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，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。
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，实因为万不得已，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，我们又怎样对付呢？在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国内分为两派：剿夷派和抚夷派。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，后者以琦善为领袖。战争失败以后，抚夷派当然得势了。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，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。中、英订了条约以后，美、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，要求与我国订约。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、法国又打仗，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、法的人平等的待遇。他们说，倘若中国不给，美、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，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。这样做下去，美、法的人既靠英国人，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，来对付我们；假使中国给美、法通商权利，那美国、法国必将感激中国，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、法来对付英国。并且伊里布、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，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，让美、法分去一部分，与中国并无妨碍，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？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，早已声明他欢迎别国平等竞争，所以美国、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。
不平等条约的根源，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，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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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张抚夷的琦善、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，而且公开地宣传了，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，而且他们无自信心，对民族亦无信心，只听其自然，不图振作，不图改革。我们不责备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。#书摘
#书摘 要想过更幸福、更满意的生活，人就得改变自身。这和钱无关，金钱本身既不会使人幸福，也不会带来不幸。金钱是中性的，既不好，也不坏。只有当钱属于某一个人的时候，它才会对这个人产生好的影响或者坏的影响。钱可以被用于好的用途，也可以被用于坏的用途。一个幸福的人有了钱会更幸福；而一个悲观忧虑的人，钱越多，烦恼就越多。
#读了 《胡适琐记》
胡先生不以书法名，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，他也喜欢写。他作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，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，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着。学生要他写字，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墨。他未到校之前，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，一盘一盘的墨汁。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，挥毫落纸如云烟，还要一面和人寒暄，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。胡先生的字如其人，清癯削瘦，而且相当工整，从来不肯作行草，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，好像是伸格膊伸腿的样子。不像瘦金体，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，可是不俗。胡先生说起蔡孑民先生的字，也是瘦骨嶙峋，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，胡先生曾问过他，以他那样的字何以能点翰林，蔡先生答说：“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的字体罢！”
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：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；认真的作事，严肃的作人”。我常惋惜，大家都注意上联，而不注意下联。这一联有如双翼，上联教人求学，下联教人作人，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。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，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。他常说：“说话而教人相信，必须斩钉截铁，咬牙切齿，翻来覆去的说。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
Verily,Verily 以及 Thou shalt等等的字样。”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，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。
（梁实秋）
#书摘
胡先生不以书法名，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，他也喜欢写。他作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，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，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着。学生要他写字，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墨。他未到校之前，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，一盘一盘的墨汁。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，挥毫落纸如云烟，还要一面和人寒暄，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。胡先生的字如其人，清癯削瘦，而且相当工整，从来不肯作行草，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，好像是伸格膊伸腿的样子。不像瘦金体，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，可是不俗。胡先生说起蔡孑民先生的字，也是瘦骨嶙峋，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，胡先生曾问过他，以他那样的字何以能点翰林，蔡先生答说：“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的字体罢！”
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：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；认真的作事，严肃的作人”。我常惋惜，大家都注意上联，而不注意下联。这一联有如双翼，上联教人求学，下联教人作人，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。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，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。他常说：“说话而教人相信，必须斩钉截铁，咬牙切齿，翻来覆去的说。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
Verily,Verily 以及 Thou shalt等等的字样。”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，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。
（梁实秋）
#书摘
#书摘 胡适琐记
193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二早上，我吃了早餐到院子散步正走回来，见胡适从楼上下来走到饭厅。我站住脚向他请了早安。他说赶《独立评论》稿到天亮。
我跟他入了饭厅。他说本来已经写有两篇稿，一篇是谈虚君制，使人不致争权位。一篇是反对武力统一，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，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；试验好后，再进行推广。这两篇稿，都触犯忌讳。以前写好不敢发表，昨夜没有稿，想用，看了一遍，还是不敢用。
（上文中的“我”是历史学家罗尔纲）
我：到今天91年过去了，在中国发表文章，忌讳非但没有减少，更是多了不知道几个数量级！可悲啊可叹！
193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二早上，我吃了早餐到院子散步正走回来，见胡适从楼上下来走到饭厅。我站住脚向他请了早安。他说赶《独立评论》稿到天亮。
我跟他入了饭厅。他说本来已经写有两篇稿，一篇是谈虚君制，使人不致争权位。一篇是反对武力统一，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，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；试验好后，再进行推广。这两篇稿，都触犯忌讳。以前写好不敢发表，昨夜没有稿，想用，看了一遍，还是不敢用。
（上文中的“我”是历史学家罗尔纲）
我：到今天91年过去了，在中国发表文章，忌讳非但没有减少，更是多了不知道几个数量级！可悲啊可叹！
云五先生：
今天见报纸所载，知前日我的戏言大有成为事实之势，你竟成了“社会之公敌”，阔哉！阔哉！
我很盼望你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。凡改革之际，总有阻力，似可用“满天讨价，就地还钱”之法，充分与大众商量，得一寸便是一寸的进步，得一尺便是一尺的进步，及其信用已著，威权已立，改革自然顺利。这个国家是个最individualistic〔个人主义的〕的国家，渐进则易收功，急进则多阻力；商量之法似迂缓而实最快捷，似不妨暂时迁就也。
适之 廿，一，21
#书摘
今天见报纸所载，知前日我的戏言大有成为事实之势，你竟成了“社会之公敌”，阔哉！阔哉！
我很盼望你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。凡改革之际，总有阻力，似可用“满天讨价，就地还钱”之法，充分与大众商量，得一寸便是一寸的进步，得一尺便是一尺的进步，及其信用已著，威权已立，改革自然顺利。这个国家是个最individualistic〔个人主义的〕的国家，渐进则易收功，急进则多阻力；商量之法似迂缓而实最快捷，似不妨暂时迁就也。
适之 廿，一，21
#书摘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