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网友语录 一个兔 和很多没有博弈经验的人认知相反的是,如果想让自己的拒绝有力,越少解释理由越简洁直接越好。因为拒绝本身就是结论,对方默认必须接受这个结论,想要解释是ta的需求,你不一定要满足。太多人根本不接受你的拒绝,企图在你的解释里面找漏洞发起下一次试探的进攻。如果担心生硬,那就试着开启循环“不”、“不了”、“不行”、“真的不”、“不要”,多几个变体轮着用,但是不要送上任何附加信息给对方当进攻武器。只要你不想,ta想,你们的利害关系就是冲突的,这不是什么沟通技巧能弥合的。一个连你的拒绝都不接受的人,你指望能和ta缔结任何可信赖的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吗?
越是性格软不擅长面对冲突的人,越应该一开始拒绝,一个字都不要听。因为有一路销售策略就是,只要门缝挤进去一只脚,会可以获得沟通时间,只要听他说话,就可能被打动或被骚扰烦到达成交易。
因为人有一致性需求,你一旦答应过一次,就更难拒绝了,拒绝会推翻之前“可以答应”的认知,自己就觉得难受。
这种销售就是利用了这个心理,然后提的要求越来越滑坡;而且过程中还能高效筛选掉不配合成单几率低的潜在目标。
很多男的把骚扰和追求都当做销售的,所以也会用这个策略,比如最常见的“我没别的意思就认识一下,交个朋友嘛”。
如果自己没有结交意向,一个门缝都不能给,多一眼都不能看,一定要做到不听不看不转账!你是友善的,可对面的陌生男人不是啊!
理想的世界(或和自己亲近信任的人之间):我来认真解释拒绝的理由,好让对方不受到拒绝的伤害,更容易理解我,让我们彼此更了解,甚至可以交换信息和视角,在接受还是拒绝之外,找到创造性同时满足双方的更好方案。实际上更常见的拒绝场景(特别是对根本不亲近不信任的人):你越解释对方越觉得你的拒绝虚弱无力,自己越有机会强扭你这个甜瓜。ta对你连基础的拒绝都不能接受,你们也没什么关系可以小心维护。不要担心拒绝会伤害对方错过可能加深关系的对象,如果真的是值得建立和加深关系的人,首先ta会尊重你的意愿其中包括拒绝。拒绝就是从那些根本不尊重人的,有枣没枣打三杆的人里面把听得懂人话不骚扰强扭你的人分辨出来。
你不需要有男朋友才不给陌生搭讪男联系方式,你不需要加班才不去和不想吃饭的人吃饭,你不需要是女同才能不和不喜欢的男的约会。一切的一切都是你,你想不想,你不想,那就是不。不不不。不,不了,不行,没必要,不用,不好,不。
另外如果担心对方因为不接受你的拒绝而伤害你,这么糟糕的人难道你还敢跟他增加更多接触给他更多机会吗?拒绝当然可以搭配逃跑和回避一起使用。
另外,这种人是最会挑甜瓜软柿子的,他们太能识别哪些人不好意思拒绝,所以捏起来最好玩。任何解释和接触,对他们来说都是play的一环。
总之,拒绝是告知,不是辩论,不需要论点论据缜密论证。这和不需要自证是一个道理。不,就是不。说不是拒绝的人的课题,接受别人的拒绝是被拒绝的人的课题。前者不需要找借口找理由赢得对方的体谅才能完成拒绝。
越是性格软不擅长面对冲突的人,越应该一开始拒绝,一个字都不要听。因为有一路销售策略就是,只要门缝挤进去一只脚,会可以获得沟通时间,只要听他说话,就可能被打动或被骚扰烦到达成交易。
因为人有一致性需求,你一旦答应过一次,就更难拒绝了,拒绝会推翻之前“可以答应”的认知,自己就觉得难受。
这种销售就是利用了这个心理,然后提的要求越来越滑坡;而且过程中还能高效筛选掉不配合成单几率低的潜在目标。
很多男的把骚扰和追求都当做销售的,所以也会用这个策略,比如最常见的“我没别的意思就认识一下,交个朋友嘛”。
如果自己没有结交意向,一个门缝都不能给,多一眼都不能看,一定要做到不听不看不转账!你是友善的,可对面的陌生男人不是啊!
理想的世界(或和自己亲近信任的人之间):我来认真解释拒绝的理由,好让对方不受到拒绝的伤害,更容易理解我,让我们彼此更了解,甚至可以交换信息和视角,在接受还是拒绝之外,找到创造性同时满足双方的更好方案。实际上更常见的拒绝场景(特别是对根本不亲近不信任的人):你越解释对方越觉得你的拒绝虚弱无力,自己越有机会强扭你这个甜瓜。ta对你连基础的拒绝都不能接受,你们也没什么关系可以小心维护。不要担心拒绝会伤害对方错过可能加深关系的对象,如果真的是值得建立和加深关系的人,首先ta会尊重你的意愿其中包括拒绝。拒绝就是从那些根本不尊重人的,有枣没枣打三杆的人里面把听得懂人话不骚扰强扭你的人分辨出来。
你不需要有男朋友才不给陌生搭讪男联系方式,你不需要加班才不去和不想吃饭的人吃饭,你不需要是女同才能不和不喜欢的男的约会。一切的一切都是你,你想不想,你不想,那就是不。不不不。不,不了,不行,没必要,不用,不好,不。
另外如果担心对方因为不接受你的拒绝而伤害你,这么糟糕的人难道你还敢跟他增加更多接触给他更多机会吗?拒绝当然可以搭配逃跑和回避一起使用。
另外,这种人是最会挑甜瓜软柿子的,他们太能识别哪些人不好意思拒绝,所以捏起来最好玩。任何解释和接触,对他们来说都是play的一环。
总之,拒绝是告知,不是辩论,不需要论点论据缜密论证。这和不需要自证是一个道理。不,就是不。说不是拒绝的人的课题,接受别人的拒绝是被拒绝的人的课题。前者不需要找借口找理由赢得对方的体谅才能完成拒绝。
#网摘 一位印度程序员2023年评论道: "有时我对 ChatGPT 的理解能力感到惊讶,但是更多时候,我不得不拼命推动它,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前进。它有时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,让我感到非常沮丧。"
"它像一个吸收了所有人类知识、但需要别人帮忙才能把这些知识串起来的应届毕业生。"
"看来我今年的工作是安全的。但是,我需要好好学习 ChatGPT,精通它的使用,让我明年也是安全的。"
(Claude 比 ChatGPT 厉害得多,但其200k的上下文还是有点小)
"它像一个吸收了所有人类知识、但需要别人帮忙才能把这些知识串起来的应届毕业生。"
"看来我今年的工作是安全的。但是,我需要好好学习 ChatGPT,精通它的使用,让我明年也是安全的。"
(Claude 比 ChatGPT 厉害得多,但其200k的上下文还是有点小)
茅于轼: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,只要看一点,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。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,学历是高是低,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。 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,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。#网摘
在《使西纪程》中,郭嵩焘据其所见所闻,而申言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;指出西洋富国强盛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(政治制度);而因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,故国运长久。这些言论,如前所述,是一般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。同时,因为这些言论有其现实的依据,所以也彻底打破了所谓天朝帝国尽善尽美的欺人之谈,更让愚昧的士大夫们切齿,遂断定 郭嵩焘“有二心于英国”。其实,郭嵩焘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,只不过是希望中国能以西洋为鉴而改变积贫积弱、任人宰割的局 面。然而,郭嵩焘的真活却确实多触忌讳。
其一,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,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。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““巴力门”(按:Parliament,国会)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,设“买阿尔’(按:Mayor,民选市长)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”,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,因此西洋称中国为“哈甫色维来意斯得”(按:half-Civilized,半开化的),而西洋人视中国,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。认为中国的政教(政治制度、文化思想等)优于西洋(夷狄)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,而郭满焘却如是说,怎能不让人怀疑他“有二心于英国”,而居心叵测呢?
其二,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。郭氏在听禧在明(Walter Caine Hillier)谈到英人在澳洲、印度开发的情形后,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。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,说的就更明白:“非民主之国,则势有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国长久,君主兼主国政故也。”国人所谓明君贤相,其实是靠不住的,国家要强盛,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。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,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,沧海之阔;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,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。
其三,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,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,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,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,强兵富国之术,尚学求艺之方。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,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。但郭嵩焘却说:“茫茫四海,含识之人民,此心此理,所以上契天心者,岂有异哉?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,余皆夷狄也,吾所弗敢知矣!”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,而且西洋技术发达,“七万里一瞬而至”,所以想隔也隔不住,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。
其四,西洋人才辈出,实赖其教育。郭嵩焘一到香港,便“周历学堂数处”,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、博物馆,图书馆,这位在中国早有“学问文章,世之凤麟”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、不通外文,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,多培养一些“不为虚文”的人才。但中国虽将“师”看成是仅在天、地、君、亲之下的人物,却既不重“师”,而教育更是专以“时文(按:
八股文)小楷”为务。这样一来,不但赶不上西洋,连东洋倭人都不如。
其五,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,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。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,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,地之义,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。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,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,或谓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
郭嵩焘 出使英伦,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,而又敢倡种种异论,《使西纪程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。《使西纪程》毁板之后,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,历数郭氏“三大罪”,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,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、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。“贤明”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,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。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,只得奏请销差,时为1878年5月6日,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。1879年1月31日,郭嵩焘离伦敦回国。
回国之后,郭嵩焘即称病乞休,返归故里。抵长沙时,据其当天日记,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,而士绅们张贴布告,说他勾通洋人。然而,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,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、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,谈论洋务,他坚信:“虽使尧舜生于今日,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,不能一日缓也。“然而,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,也没有人愿意听的,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。在“白头萧索倚闲阶”的凄凉晚景中,他吟道:“流传百代千龄后,定识人间 有此人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,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,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“生年不及汉明章”了吧。
-- 陆玉林 1993年11月
#书摘
其一,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,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。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““巴力门”(按:Parliament,国会)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,设“买阿尔’(按:Mayor,民选市长)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”,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,因此西洋称中国为“哈甫色维来意斯得”(按:half-Civilized,半开化的),而西洋人视中国,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。认为中国的政教(政治制度、文化思想等)优于西洋(夷狄)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,而郭满焘却如是说,怎能不让人怀疑他“有二心于英国”,而居心叵测呢?
其二,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。郭氏在听禧在明(Walter Caine Hillier)谈到英人在澳洲、印度开发的情形后,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。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,说的就更明白:“非民主之国,则势有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国长久,君主兼主国政故也。”国人所谓明君贤相,其实是靠不住的,国家要强盛,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。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,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,沧海之阔;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,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。
其三,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,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,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,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,强兵富国之术,尚学求艺之方。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,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。但郭嵩焘却说:“茫茫四海,含识之人民,此心此理,所以上契天心者,岂有异哉?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,余皆夷狄也,吾所弗敢知矣!”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,而且西洋技术发达,“七万里一瞬而至”,所以想隔也隔不住,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。
其四,西洋人才辈出,实赖其教育。郭嵩焘一到香港,便“周历学堂数处”,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、博物馆,图书馆,这位在中国早有“学问文章,世之凤麟”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、不通外文,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,多培养一些“不为虚文”的人才。但中国虽将“师”看成是仅在天、地、君、亲之下的人物,却既不重“师”,而教育更是专以“时文(按:
八股文)小楷”为务。这样一来,不但赶不上西洋,连东洋倭人都不如。
其五,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,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。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,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,地之义,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。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,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,或谓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
郭嵩焘 出使英伦,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,而又敢倡种种异论,《使西纪程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。《使西纪程》毁板之后,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,历数郭氏“三大罪”,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,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、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。“贤明”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,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。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,只得奏请销差,时为1878年5月6日,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。1879年1月31日,郭嵩焘离伦敦回国。
回国之后,郭嵩焘即称病乞休,返归故里。抵长沙时,据其当天日记,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,而士绅们张贴布告,说他勾通洋人。然而,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,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、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,谈论洋务,他坚信:“虽使尧舜生于今日,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,不能一日缓也。“然而,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,也没有人愿意听的,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。在“白头萧索倚闲阶”的凄凉晚景中,他吟道:“流传百代千龄后,定识人间 有此人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,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,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“生年不及汉明章”了吧。
-- 陆玉林 1993年11月
#书摘
在《使西纪程》中,郭嵩焘据其所见所闻,而申言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;指出西洋富国强盛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(政治制度);而因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,故国运长久。这些言论,如前所述,是一般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。同时,因为这些言论有其现实的依据,所以也彻底打破了所谓天朝帝国尽善尽美的欺人之谈,更让愚昧的士大夫们切齿,遂断定 郭嵩焘“有二心于英国”。其实,郭嵩焘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,只不过是希望中国能以西洋为鉴而改变积贫积弱、任人宰割的局 面。然而,郭嵩焘的真活却确实多触忌讳。
其一,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,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。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““巴力门”(按:Parliament,国会)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,设“买阿尔’(按:Mayor,民选市长)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”,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,因此西洋称中国为“哈甫色维来意斯得”(按:half-Civilized,半开化的),而西洋人视中国,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。认为中国的政教(政治制度、文化思想等)优于西洋(夷狄)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,而郭满焘却如是说,怎能不让人怀疑他“有二心于英国”,而居心叵测呢?
其二,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。郭氏在听禧在明(W•Hillcer)谈到英人在澳洲、印度开发的情形后,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。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,说的就更明白:“非民主之国,则势有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国长久,君主兼主国政故也。”国人所谓明君贤相,其实是靠不住的,国家要强盛,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。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,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,沧海之阔;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,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。
其三,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,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,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,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,强兵富国之术,尚学求艺之方。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,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。但郭嵩焘却说:“茫茫四海,含识之人民,此心此理,所以上契天心者,岂有异哉?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,余皆夷狄也,吾所弗敢知矣!”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,而且西洋技术发达,“七万里一瞬而至”,所以想隔也隔不住,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。
其四,西洋人才辈出,实赖其教育。郭嵩焘一到香港,便“周历学堂数处”,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、博物馆,图书馆,这位在中国早有“学问文章,世之凤麟”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、不通外文,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,多培养一些“不为虚文”的人才。但中国虽将“师”看成是仅在天、地、君、亲之下的人物,却既不重“师”,而教育更是专以“时文(按:
八股文)小楷”为务。这样一来,不但赶不上西洋,连东洋倭人都不如。
其五,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,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。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,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,地之义,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。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,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,或谓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
郭嵩焘 出使英伦,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,而又敢倡种种异论,《使西纪程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。《使西纪程》毁板之后,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,历数郭氏“三大罪”,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,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、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。“贤明”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,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。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,只得奏请销差,时为1878年5月6日,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。1879年1月31日,郭嵩焘离伦敦回国。
回国之后,郭嵩焘即称病乞休,返归故里。抵长沙时,据其当天日记,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,而士绅们张贴布告,说他勾通洋人。然而,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,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、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,谈论洋务,他坚信:“虽使尧舜生于今日,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,不能一日缓也。“然而,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,也没有人愿意听的,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。在“白头萧索倚闲阶”的凄凉晚景中,他吟道:“流传百代千龄后,定识人间 有此人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,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,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“生年不及汉明章”了吧。
-- 陆玉林 1993年11月
#书摘
其一,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,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。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““巴力门”(按:Parliament,国会)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,设“买阿尔’(按:Mayor,民选市长)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”,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,因此西洋称中国为“哈甫色维来意斯得”(按:half-Civilized,半开化的),而西洋人视中国,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。认为中国的政教(政治制度、文化思想等)优于西洋(夷狄)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,而郭满焘却如是说,怎能不让人怀疑他“有二心于英国”,而居心叵测呢?
其二,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。郭氏在听禧在明(W•Hillcer)谈到英人在澳洲、印度开发的情形后,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。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,说的就更明白:“非民主之国,则势有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国长久,君主兼主国政故也。”国人所谓明君贤相,其实是靠不住的,国家要强盛,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。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,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,沧海之阔;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,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。
其三,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,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,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,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,强兵富国之术,尚学求艺之方。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,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。但郭嵩焘却说:“茫茫四海,含识之人民,此心此理,所以上契天心者,岂有异哉?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,余皆夷狄也,吾所弗敢知矣!”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,而且西洋技术发达,“七万里一瞬而至”,所以想隔也隔不住,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。
其四,西洋人才辈出,实赖其教育。郭嵩焘一到香港,便“周历学堂数处”,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、博物馆,图书馆,这位在中国早有“学问文章,世之凤麟”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、不通外文,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,多培养一些“不为虚文”的人才。但中国虽将“师”看成是仅在天、地、君、亲之下的人物,却既不重“师”,而教育更是专以“时文(按:
八股文)小楷”为务。这样一来,不但赶不上西洋,连东洋倭人都不如。
其五,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,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。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,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,地之义,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。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,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,或谓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
郭嵩焘 出使英伦,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,而又敢倡种种异论,《使西纪程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。《使西纪程》毁板之后,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,历数郭氏“三大罪”,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,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、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。“贤明”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,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。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,只得奏请销差,时为1878年5月6日,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。1879年1月31日,郭嵩焘离伦敦回国。
回国之后,郭嵩焘即称病乞休,返归故里。抵长沙时,据其当天日记,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,而士绅们张贴布告,说他勾通洋人。然而,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,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、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,谈论洋务,他坚信:“虽使尧舜生于今日,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,不能一日缓也。“然而,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,也没有人愿意听的,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。在“白头萧索倚闲阶”的凄凉晚景中,他吟道:“流传百代千龄后,定识人间 有此人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,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,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“生年不及汉明章”了吧。
-- 陆玉林 1993年11月
#书摘
转贴给面临生活选择的朋友:我鄙视那样的生活,我不能忍受浪费生命。我为自己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而骄傲,你们可以认为我错,我会用实力证明给你们看, 也证明给自己看。我不想重复你们的生活,路既然由我走,那就要由我选择。#网摘
并不是每个人的话都“值得”听。这么说并不是说应该偏听偏信。而是提醒我们别因为说话的人戴着“领导”“老大”“专家”的帽子,就盲目采信他未经思考,脱口而出的话。想一想,是否理性,思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好礼物,但我们却常常懒得思考,把它扔在一边,冷落它。
于不疑处存疑,勤思考,不轻信。#观点
于不疑处存疑,勤思考,不轻信。#观点
## 历史学家揭开不平等条约的另一个真实面孔
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《中英条约》,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,次年的《虎门条约》才规定细则。我们知道,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。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:第一,赔款二千一百万两。第二,割香港。第三,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为通商口岸。第四,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,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,是即所谓协定关税。第五,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,是即所谓治外法权。第六,中、英官吏平等往来。
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,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,现在有五口通商,外人可以横行天下,防不胜防,直到前清末年,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。五口之中,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,上海则是中、英双方所不重视的,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,也应该反对的,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。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,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。时人反对割地,不是反对割香港。
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,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。治外法权,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,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,他们想那是最方便、最省事的办法。至于协定关税,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。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,那就可以省除争执。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、耆英、黄恩彤诸人,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,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,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、一劳永逸的办法?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,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。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,所以他们洋洋得意,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,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,遗害不少。总而言之,道光年间的中国人,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,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,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。
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,实因为万不得已,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,我们又怎样对付呢?在鸦片战争的时候,国内分为两派:剿夷派和抚夷派。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,后者以琦善为领袖。战争失败以后,抚夷派当然得势了。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,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。中、英订了条约以后,美、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,要求与我国订约。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、法国又打仗,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、法的人平等的待遇。他们说,倘若中国不给,美、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,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。这样做下去,美、法的人既靠英国人,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,来对付我们;假使中国给美、法通商权利,那美国、法国必将感激中国,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、法来对付英国。并且伊里布、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,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,让美、法分去一部分,与中国并无妨碍,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?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,早已声明他欢迎别国平等竞争,所以美国、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。
不平等条约的根源,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,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。
#书摘
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《中英条约》,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,次年的《虎门条约》才规定细则。我们知道,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。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:第一,赔款二千一百万两。第二,割香港。第三,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为通商口岸。第四,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,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,是即所谓协定关税。第五,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,是即所谓治外法权。第六,中、英官吏平等往来。
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,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,现在有五口通商,外人可以横行天下,防不胜防,直到前清末年,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。五口之中,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,上海则是中、英双方所不重视的,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,也应该反对的,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。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,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。时人反对割地,不是反对割香港。
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,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。治外法权,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,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,他们想那是最方便、最省事的办法。至于协定关税,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。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,那就可以省除争执。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、耆英、黄恩彤诸人,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,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,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、一劳永逸的办法?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,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。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,所以他们洋洋得意,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,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,遗害不少。总而言之,道光年间的中国人,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,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,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。
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,实因为万不得已,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,我们又怎样对付呢?在鸦片战争的时候,国内分为两派:剿夷派和抚夷派。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,后者以琦善为领袖。战争失败以后,抚夷派当然得势了。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,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。中、英订了条约以后,美、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,要求与我国订约。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、法国又打仗,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、法的人平等的待遇。他们说,倘若中国不给,美、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,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。这样做下去,美、法的人既靠英国人,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,来对付我们;假使中国给美、法通商权利,那美国、法国必将感激中国,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、法来对付英国。并且伊里布、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,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,让美、法分去一部分,与中国并无妨碍,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?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,早已声明他欢迎别国平等竞争,所以美国、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。
不平等条约的根源,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,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。
#书摘
主张抚夷的琦善、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,而且公开地宣传了,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,而且他们无自信心,对民族亦无信心,只听其自然,不图振作,不图改革。我们不责备他们,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。#书摘